• 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再出发

    作者:超级管理员 时间:2019-05-24 点击数:

    胡壮麟 (北京大学 英语系, 北京 100871)
        改革开放四十年, 我国高校英语教育成绩斐然。这表现在英语恢复了它在我国高校中曾经的第一外语地位;高校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重视与国家需要相结合;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, 英语教师已从以往的以听说读写为主的技能教学, 开始关注英语教学的科学性、人文性、交际性和实用性;大学英语教学在高校中受到重视和发展。

        “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建设与发展”是一个很有探讨价值的话题, 谨抛砖如下。

        正确认识英语与对外汉语的地位。多年前, 国内曾有人提问:为什么要学习外语?特别是英语?中国是操汉语人口最多大国, 应该让外国人学习汉语。当时国务院一位副总理曾作如下解释: 一种语言在国际上的影响并非自己说了算就行, 而是需要国际上多数国家的认同。本人表示赞同。另外, 近年来我国在世界各地建立“孔子学院”, 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, 不难发现学院中的大部分工作人员, 都要求掌握所在国语言或英语, 不然难以开展工作。有鉴于此, (对外) 汉语界应该考虑汉语和英语或其他外语的异同, 科学地改进和提高 (对外) 汉语教学法, 不宜过多强调传统的死记硬背。

        正确认识我国把英语作为第一外语的决策。不论是解放前把英语作为主要外语, 还是解放后到改革开放前把俄语作为第一外语, 这都归因于政治、历史、地区和宗教等众多因素。如解放前日语和俄语在东北地区的影响很大, 这是历史和地区的因素;上海的老市民一般都知道圣约翰大学的英语, 同济大学的德语, 震旦大学的法语, 这决定于政治和宗教的因素。同样, 新中国成立后俄语跃升为第一外语, 这是建国初期政治因素和国家建设的需要。我们还可以观察到,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, 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, 国家政策实际上已开始调整, 如北京外国语大学一些俄语专业的新生被要求转入英语专业学习。尽管一些非通用语种今天已逐步受到重视, 本人仍然认为,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 英语在我国仍起到第一外语的作用。从实际情况看, 大多数非通用语种的人员, 一般都能掌握第二外语——英语。对比之下, 英语专业的毕业生所掌握的第二外语, 如法语、德语、西班牙语, 实际水平不是太高。这受制于两个因素, 一是我国基础教育的外语以英语为主;二是学英语者在实际工作中, 可能较少依赖其他外语。

        教学大纲的灵活性。不论是英语专业, 还是大学英语, 我希望各个大纲制订者能考虑以下几个问题。 (1) 培养人才是否只能一个标准?长期以来, 我国偏重听说读写全面掌握, 要求较高, 这导致学生最后掌握的词汇量偏低。相形之下, 日韩等国强调学外语是为了掌握国外科技知识和信息, 偏重阅读, 学生掌握单词达1万词以上。 (2) 如何根据学习者的不同智能、爱好和需求进行教学?在实际生活中英语学习者往往会有不同表现, 有的掌握信息多, 有的善于交际, 有的擅长科研或翻译。大纲制订者可考虑让学习者发挥各自的智能空间, 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。 (3) 各个高校是否可形成自己的特色?如在文学、口语、翻译、科研等某一方面成绩显著, 无需面面俱到。 (4) 就英语专业来说, 除传统的“语言”和“文学”两个方向外, 可否考虑增设 “文化”“国别研究”和“语言学”等方向?

        大学英语的专业化。最近国内有关“专业英语”的讨论较多, 如商务英语、旅游英语、外交英语、科技英语等。北京大学教务部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做过一个重要决定, 解散英语专业下的大学英语教研室, 把该室授课老师分派到校内各院系, 结合有关专业编写专业英语教材, 讲授专业英语课。不料, 1983年学校又把这些教师调回英语系, 恢复大学英语教研室的建制。希望教育部和有关专家深入基层, 考察其原因和利弊。专业英语的讨论, 最好由专业性较强的高校自行讨论, 如北京外交学院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、第二外国语大学等。让英语专业的老师去教专业英语, 特别是结合理工院系的英语, 会有一定困难。当今我国高校聘用教师时有一条不成文法, 优先录用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求职者。既然新引进的博士在国外听英语课, 看英语专著, 用英语写论文和答辩, 那就应该请这些老师给本科三、四年级或研究生阶段开设用英语讲授的专业课, 让无专业知识的英语教师讲授基础英语, 效果肯定要好。解放前的上海私立圣芳济中学所培养的学生英语水平普遍较高, 原因在于外籍老师用英语讲授物理、化学、代数、几何、外国历史、外国地理等课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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